专访诺奖得主斯宾塞:中国正全力实现中等收入

2019-10-25 02:06:04 栏目 : 财经 围观 : 评论

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·斯宾塞。资料图片/视觉中国

近年来,中国经济呈现平稳增长趋势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,2019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速为6.2%,低于2018年的6.6%,这是中国经济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体现。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中国经济的增长受到全球极大的关注。中国正在经历的GDP增速放缓现象是否值得忧虑?中国是否面临中等收入陷阱?

近日,新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专访了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·斯宾塞(A.MichaelSpence)。他认为,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主要是短期的外部因素导致的,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,这也是一个自然的变化过程。他还认为,中国经济将继续向上增长下去。“我非常肯定,基本上中国正在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实现中等收入的成功过渡。”

2001年,斯宾塞因“信息不对称”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,他对发展中国家也有一系列深入研究,尤其是中国和中国经济有颇深的了解。他曾多次为中国经济重要议题提出建议。他牵头编撰的《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:国际视角的思考与建议》一书,获得了2017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。

斯宾塞的“信息不对称”理论基本揭示了当代信息经济的核心,在信息技术完全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的今天依然适用。他认为,信息技术带来的最重要变化是模式变化,而不仅仅是工具的变化,这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挑战。

中国经济处在转型阶段,增速放缓很正常

新京报:中国GDP增速出现一定程度的放缓趋势,2019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速为6.2%。你如何看待这一趋势?

斯宾塞:近期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主要是短期的外部因素导致的。全球贸易形势的紧张,事实上已经使得全球经济受到影响。我认为,如果没有贸易摩擦,中国经济增速将回升至6.5%-7%。

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,中国经济增速从原来的8%-9%放缓到现在的水平,这个变化是自然的。当一个国家进入高收入行列,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的时候,这就意味着它不会保持9%速度的增长,最根本的原因是追赶效应不再像以前那样强大。

目前中国处在非常复杂的经济转型阶段,这在某种程度上减缓了经济增长的步伐。这个不用担心,是很正常的,你也可以在其他国家中等收入转型的例子中看到同样的现象,中国只不过是因为经济规模大而较为受到关注。发达经济体一般会维持2%-3%的增长速度。

我也强烈认为,我们应该对所有国家,尤其是中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进步进行更多维度的评估,而不仅仅是通过GDP来评判。例如,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不包括在GDP中,所以在那些还处于快速增长阶段的国家来说,通常会有更多的污染。如果改变我们的衡量方式,把环境作为衡量经济的一部分,那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经济评估会下降。衡量方式是非常重要的,可以引导我们去关注真正需要关注的东西。

新京报:你是否认为中国面临“中等收入陷阱”?

斯宾塞:我不这么认为,我对中国很有信心。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?如果你画一组国家经济增长图表,它们在达到中等收入之前高速向上增长,达到之后大多数都减速了,甚至停止了增长。我知道的很少的几个例外是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和中国香港、中国台湾。我非常确定中国将继续向上增长下去,直到它开始放缓,因为那时它变成了一个高收入国家。我非常肯定,基本上中国正在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实现中等收入的成功过渡。

我们应该注意的是,当你观察经济增长的动态时,会发现有很多曲折。也就是说,加速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。不过,从商业角度来看,在中等收入转型的过程中,人们对许多东西的需求开始迅速增长,例如人均收入大约达到3000美元时,人们就开始购买汽车。所以,对于企业来说,如果抓住了这个阶段,就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。

新京报:你认为目前中国金融体系中最大的风险有哪些?

斯宾塞:我不认为(中国)金融体系存在很高的危机风险。如果出现危机,国家有足够的资产来应对。就最近的历史来看,全球经历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,中国通过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来缓冲经济,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和重工业的投资上。这是一个好主意,尽管在当时是有争议的。但当前的金融体系已经不一样了。

我认为另一个需要重视的情形是,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,如果人们购买资产,一般无论通过什么方式最终都会与国有机构挂钩,那么他们认为国有机构会担保或救助他们,这意味着他们认为这一资产没有风险。因此,风险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被系统性地扭曲了。西方的解决方案是让私营部门来做,但这可能不是适合中国的解决方案。

近期中国监管部门提到一些与“国有企业的专业化”相关的说法,他们的意思应该是让国有金融机构完全由市场因素驱动来做决策,无论是在财务方面,还是在产品或服务方面,这可能会奏效。另外还有通过出售国有金融机构股权的方式,将这些公司变成公众公司。但这一方式的关键在于资本市场需要建立高度的透明度,传递真实有效的信息,需要对公众公司的信息披露进行严格的规定,如果公司有欺诈行为将受到严厉惩罚。事实上,资本市场的本质几乎就是信息鸿沟,填补这一鸿沟的主要途径是独立审计和信息披露要求。

中国金融市场还有一个显著的积极迹象是,中国有快速增长且非常有效的风险资本和私募股权投资行业,它们正在为许多初创企业提供融资,这是很好的情况。有很多国家没有融资基础设施,这是限制企业发展规模的一个主要问题。

数字经济时代,传统经济最大威胁是跨界

新京报:传统经济行业如何拥抱数字经济,如何利用新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?

斯宾塞: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首先,在许多行业,很多公司实际上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。其次,人们倾向于关注公司本身,这不是坏事,但他们也需要把目光放到更广泛的范围。其中有一点,这个世界的特点之一是你不知道你将要面对的竞争对手是什么。我敢打赌,10年前,中国和美国的银行一定认为它们的竞争对手是银行,而不是互联网公司,汽车公司10年前也不会认为谷歌会成为它们的竞争对手。预见到未来的变化,这很难做到,但这是传统经济企业必须做的。

大约两年前,麦肯锡做了一项研究,对美国经济各个领域的数字化程度进行了详细评估。结果很有趣,尽管我们谈论了很多关于公司和整个经济的数字化形成过程,但在实际中很多行业都被抛在了后面。不同行业之间的数字化程度差距非常大。

这实际上是说,传统经济行业的转型不仅仅是要拥抱技术,数字技术带来的也不仅仅是工具的改变。如果仅仅是工具的改变,那么传统经济只需要使用新工具就好了。数字技术带来的是模式的改变,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企业的对手是来自于别的行业,因为数字技术带来了跨界的模式。在这个时代,传统经济最大的威胁是跨界,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更大的挑战。

新京报:信息技术被认为重构了全球经济发展格局。不同国家之间的技术覆盖面和数字化程度不同,你认为信息技术是扩大还是缩小了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?

斯宾塞:答案是动态的。创新的应用一般会经历两个阶段。当创新出现时,往往是首先被中、高收入国家采用,接下来才是其他的国家,这一阶段(国家间)经济差距是扩大的;但后来低收入国家追赶上来,这些国家在后期跑得更快,所以这一阶段差距在缩小。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,往往有一个先分离然后聚合的过程,我认为这是创新应用的一个相当普遍的模式。

新京报:在全球互联的时代,各国如何更好地合作?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?

斯宾塞:实际上现在全球互联的想法已经有些过时了。随着互联网受到监管,很多国家出于数据安全、隐私、或者一些被认为有害的互联网内容的角度考虑,制定了一些监管互联网的规则,并且不同国家之间的规则是不同的。所以现在的情况是,我们曾经相当开放的互联网,正在变得有点支离破碎。因为监管的介入,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在互联网上跨境流动。

现在最大的挑战,也是大家都认为重要的事,是尽量去减少网络封锁,努力就允许尽可能多的信息、知识和沟通等自由流动的监管规则达成一致。这样,人们就可以互相交流,互相学习;企业业务可以正常运转而不受干扰。事实上,互联网最重要的是数据的流动,大量的数据,如果流动受到破坏,全球经济就会受到影响。

新京报记者顾志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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